[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研究] 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群体的语言服务研究——基于西藏“三岩”搬迁工程的案例

摘   要：西藏三岩地区人口整体跨市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打破了自然环境对居民的收入掣肘，极大地重塑了搬迁群体的社会生态面貌。但是，易地搬迁群众语言能力不足以适应与融入城镇化生活的问题客观存在。三岩地区在易地搬迁过程中既有民族地区的共性问题，又存在其特殊性，语言能力适应问题对搬迁后居民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尤为突出。聚焦西藏三岩地区的搬迁实践，梳理搬迁群体面临的语言生活新变化，分析其所处的现实语言困境，探索借由合理的语言服务实现搬迁群体身心的再社会化途径。

关键词：易地搬迁；语言服务；民族地区；三岩

作者简介：王娟（1984- ），女，河南洛阳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汉语国际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西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升策略及效果跟踪研究”（项目号：22BYY060）；“西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应用研究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便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以保证语言扶贫与精准扶贫工程相对接，从而发挥语言因素的重要作用。易地搬迁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工程，是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抓手之一。易地搬迁政策虽然破解了地区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现实矛盾，为实现居民收入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易地安置方式所引发的语言交际、生存发展等问题，成为阻碍易地搬迁群体释放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因素。语言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群体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社会中有生活就需要有语言，有语言就需要语言服务。搬迁后的城镇生活使得移民群体的语言生活发生了变化，如何使这一群体快速融入新的社区生活，语言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西藏昌都市三岩地区包含贡觉县克日乡、罗麦乡等7个乡45个行政村。三岩在藏语中有“地势险恶、民风彪悍”之意，这里“崇山叠耸，沟溪环绕，深林绝谷，出入鸟道，形势危险”。[1]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三岩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居民文化水平较低，现代意识淡薄。按照西藏自治区政府部署，三岩地区跨市整体易地搬迁工作近年来持续推进，搬迁总规模1801户共11605人，在2020年前全部完成了搬迁。搬迁群体安置于拉萨柳梧、墨竹工卡、林周、曲水以及日喀则、林芝条件较好地区，一步进入城市，完成了从农牧民到城市新居民的跨越式转变。但是，已有研究发现，搬迁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严重制约居民的可持续发展，[2]甚至频发返贫事件。相较于其他贫困地区，三岩的贫困程度更深，居民的文化程度更低，他们的语言能力薄弱，就业技能缺失，脱贫主动性不足，而其语言能力低下又是他们摆脱贫困、提高文化水平、学习就业技能、增强脱贫意识的关键桎梏。因而，三岩地区易地搬迁的工作重点与难点之一在于如何加大语言服务力度，使移民快速融入城市社会，从而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3]因此，聚焦西藏三岩地区的搬迁实践及移民的语言情况，分析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居民所面临的语言生活新变化以及现实困境，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语言服务以实现身心的再社会化，探索重建一种契合于新型市民生活的语言能力的实践路径，从而激发其自主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西藏三岩搬迁群体面临的语言服务新挑战

我们以西藏三岩搬迁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活动，从不同角度对搬迁人员的生活工作情况进行观察，与政府工作人员、驻村队员、搬迁户、国有企业部门主管及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并对其中的1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①通过调研发现，西藏三岩搬迁群体的语言使用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语言使用场域发生变化

三岩移民的母语是藏语，属于康方言。三岩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经济以农牧业、采集业为主，社会关系的建立以血缘关系为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重宗教、重血缘、轻法律的文化价值取向。但是易地搬迁后，村落成员不仅丧失了对环境和气候的熟知和适应性，还丧失了熟悉的人际关系场域。“之前住在一起的亲戚被安置在其他的县城里，想见面非常不方便。现在我和父母、哥哥嫂子住在一起，房子条件虽然比以前好了，但是非常怀念以前在田间地头收青稞、牧场放牧和上山挖松茸、挖虫草的时候。一大家子有说有笑很热闹。现在到县城里，我不会普通话，也找不到工作。”（M1）可以看出，搬迁前三岩移民使用语言的场合主要是以家族关系为圆心的生活工作场域，交际用语仅限于母语藏语并且完全可以满足沟通需要，而普通话除了在学校使用，基本没有其他使用场域。“我们国企有安置搬迁移民的工作任务，但是第一批移民来了之后就发现，很多人连收银员的工作都不能胜任，他们普通话水平很差，只能安排理货员的工作。”（K1）搬迁后作为城镇新市民，移民群体语言使用场域发生变化，无土搬迁使三岩移民需要进入市场寻找新的维持生计的机会，不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中，原本拥有的藏语母语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求，比如无论在工作中与同事沟通，还是在医院看病、银行办理业务等社会活动中，移民现有的语言能力均不能适应使用场域的巨大变化。因此，搬迁后的生活和工作对其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语言交际范围不断扩大

由于语言使用场域发生变化，语言交际范围也在显著扩大，交际对象也趋于多元化，生活工作空间的转移导致搬迁人口的各种生产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搬迁移民来了之后也加入到种植产业中，因为这边气候适宜，所以种出来的灵芝销路不错，他们有不懂的也会向技术人员询问。”（J1）“我们村有少量的三岩搬迁过来的，他们说的藏语稍微有点不一样，一般不喜欢主动与我们交往。”（N1）两种搬迁后的不同境遇表明，有效语言沟通是促进相互嵌入式村落居民交往交流的重要基础。有学者指出，来自不同地区的搬迁户有着不同的日常用语习惯和文化习俗，导致社区居民出现语言沟通障碍和理解失真等问题，影响着社区居民的交流与互动，容易陷入社会隔离的困境，阻滞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市民化进程。[4]三岩搬迁群体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单一，原有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在新环境中处于消极状态，搬迁后由于受区域条件、环境和自身技能及落后意识等因素影响，就业上很容易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化地位。但是在后脱贫时期，为了实现“搬得出、稳得住”的目标，防止返贫事件发生，政府突出强调搬迁群体后续发展的重要性，利用产业、城镇等资源优势实现每个搬迁家庭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注重提升搬迁劳动力的就业和产业技能优势，为搬迁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水平和发展能力提供基础条件。[5]“这边旅游资源不错，现在开发程度比以前高了，路也修好了很多，我在景区门口开商店，不仅普通话比以前好了，而且感觉和陌生人交流不再紧张了。”(M2)因此可以预见，非农就业和产业技能提升使得搬迁居民的交流场域显著扩展，交流对象不再局限于家人朋友，也包括乡镇企业负责人、农业技术专员、职业化新农民、农产品经营商户以及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等，必然对居民的语言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反之，如果社会语言交际能力不足，移民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很少与迁入地原有居民接触，就容易使安置社区成为城镇孤岛，对搬迁移民而言，如果长时间无法融入迁入地，就会面临被迁入地排挤乃至边缘化风险。

（三）语言使用能力诉求提高

语言的符号、社会、经济、文化等四重属性决定了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拥有合格的语言使用能力才能充分发挥语言各方面的效用。“听、说、读、写”是基本的语言使用能力的构成因素，[6]熟练掌握这几项能力，移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城镇新市民的生活。“普通话我会说一点，但是汉字一点不会。出去饭馆吃饭看不懂菜单，多问几次老板就会摆脸色。而且如果她话说得快一点我也听不太懂。”（M3）“我在这里当保安已经三年了，在工作中学会了普通话，汉字能认一点点，但是完全不会写。现在访客登记就弄不了，我们领导让我尽快学写汉字。”（M4）从2005年西藏自治区语委成立以来，核心工作便是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近20年间虽然取得了重大突破，普通话普及率由2006年的16.1%提高到2020年的将近50%。[7]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居民的语言听说能力普遍高于读写能力，移民自学来的语言更是如此。搬迁后移民的语言能力不仅关系到其心理稳定和社区融入状态，还关系到经济收入和工作机会。随着就业方式多元化和市场竞争激烈化，不断增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是移民不得不解决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会回昌都那边挖虫草和松茸，但是现在量少收购价格也压得低，我想通过抖音之类的东西自己卖货，但是软件使用都是汉语版的，学习比较困难。”（M1）后脱贫时代的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数字基建也带来新形态的就业机会，移民不仅要具备最基本的普通话沟通能力、汉字书面阅读能力，而且要学会运用数字新技术进行语言信息处理的能力，以增加就业机会。如何帮助移民完善综合语言能力尽快实现就业，也是政府不得不思考的新问题。

（四）语言传播载体快速更新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而产生语言传播现象。语言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非常缓慢，它需要借助社会载体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它由最初的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发展到现在的网络传播，载体已经从原本的实物传播发展到数字化传播，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要求也在逐步多元化。移居作为人口迁移的一种方式，促进了语言的传播发展。[8]在西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共计有26.6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方式得以摆脱贫困。在后期的社会治理中，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语言传播载体快速更新的时代如何生存发展应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三岩地区搬迁群体从原本闭塞的居住地移居到处于数字化建设中的新城镇，需要使用的数字化工具增多，数字化语言能力也趋于复杂。据统计，2019年西藏网民数量达212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1%；2022年4G信号覆盖雪域高原，5G技术飞速发展普及，5G终端用户数达108万户，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等新形式在西藏不断发展。[9]“移民的网络操作问题确实让人头疼，‘藏易通’小程序自从疫情以来就慢慢推广，可是很多人不会用，使用界面即使有藏文他们也不会用。”（Q1）“银行现在推出的线上业务办理非常方便，即使下班了也能使用，但是农牧民不愿意学习还是在柜台排长队，不会名字就按手印，特别是三岩过来的人很多连ATM机也不会用。”（Q2）“家里孩子手机操作很熟练，也会自己上网课。还是希望小孩汉语能学好，以后好找工作。”（M5）互联网在西藏快速普及使得居民在生产生活中接收、处理及传播语言信息的载体发生了巨大转变，而搬迁后的成年人因为学校教育的缺失、基础语言能力的匮乏面临种种数字化困境。

（五）语言职业化倾向逐渐增强

语言知识是静态的存在，而语言应用却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语言职业化倾向也逐渐增强，不具备职业语言素质的移民显然很难实现再就业。自易地搬迁工程实施以来，迁入地政府立足于安置区资源优势，依据不同搬迁安置模式，支持发展特色农牧业、劳务经济及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充分发挥本地民族文化优势，通过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特色旅游产业形成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帮助和带动搬迁移民摆脱发展性贫困。“我们县虽然不大，但是胜在气候湿润，有独特的渔村文化和温泉旅游等，特别是筹建的3A级景区是集有机农业观光、生态农耕、藏药材博物馆、五星级原生态藏药材大卖场于一体的旅游地，所以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工作岗位。普通的工人好找，但是高素质服务人员、能胜任景区讲解的人很缺。”（Q3）“搬迁后政府倒是提供了一些工作岗位，但是我只能干与别人交流不多的保安和工地搬货等工作，司机、收银员、服务员、厨师、园林养护、送快递的活儿都干不了。”（M5）可以看出，虽然政府部门在移民安置方面提供了诸多就业岗位，但最终因为移民缺少必要的语言能力而不能顺利入职，目前看来即使在餐厅超市等工作场所也可能需要提供菜单介绍、导购信息等语言服务内容。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语言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同职业的人在交流时，使用最多、最普遍、最便捷有效的交际形式就是其各自的职业语言，[10]比如广告语言服务、导游语言服务、法律语言服务、空乘语言服务、医疗语言服务等。可以说，各行各业只要涉及语言使用，就会需要职业语言服务。如果个体语言能力无法适应职业语言要求，那么真正摆脱贫困实现新的身份认同便会落空。不仅如此，部分三岩移民还受宗教信仰的影响，缺乏现代意识，又不主动寻求突破生活困局的路径，最终走入结构性发展困境，成为“没有发展的安置”。

总体来说，易地搬迁促使三岩移民不得不面对新环境中的语言问题，诸如语言使用域场复杂化、交际对象多元化、能力需求扩大化、传播载体数字化、职业用语专业化，这些问题使得他们语言能力提升的难度增大。易地搬迁移民成为城市新居民后，往往处于城市社会边缘和底层，容易出现社会认同内卷化、城市融入边缘化现象，且这种边缘性可能成为返贫及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因语言能力匮乏而导致的融入和谐问题，是搬迁移民社区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搬迁者普遍面临语言文化适应及新的社会身份建构问题。[11]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充分认识三岩移民特殊性的基础上，为其提供有效的语言服务，使他们尽快增强语言能力，从而实现收入和阶层的健康流动，实现身心的再社会化。

三、对西藏三岩搬迁群体实施语言服务的内容  

语言具有对新型职业、处境不利群体进行服务的作用。语言服务可以提升搬迁群体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自信，促使移民融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真正实现新城镇市民的身份转变。要确保语言服务真正满足搬迁群体的需要，首要一点是厘清一般语言服务与搬迁群体语言服务的区别和联系，这样有助于掌握搬迁居民亟需的语言服务内容。

基于已有的语言服务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为了解决易地搬迁群体因原有社会网络断裂而产生的语言需求，可以为其提供五种类别的语言服务。虽然每种类别语言服务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帮助移民建立语言自信、增长语言能力、满足语言需求，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激发自身发展动力，从而增强生活幸福感。

（一）语言知识服务

语言知识服务是最基本的语言服务内容，它采取不同的方式为服务对象提供语言知识和信息指导。提供语言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这也使提供的语言知识内容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提供者需要慎重考虑如何选择语言资源，使用何种形式的语言资源作为服务的内容或手段，使语言服务接受者效率收益最高化。比如推广普通话政策最大化效应的实现，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统筹兼顾差异性与异质性。[12]但目前的研究显示，普通话掌握情况良好的地区还在持续进行普通话培训，而某些普通话水平零基础的地区甚至从未开展过相关的语言培训。综合国家语委不同时期制定的《普通话使用及普及情况调查问卷》及多地调研情况，目前通行的普通话水平划分标准一般分为七个等级：能准确流利地使用、能熟练使用但是有音不准、能熟练使用但是存在较重口音、基本交谈但是不太熟练、能听懂但是不太会说、能听懂一些但是不会说、听不懂也不会说，但是民族地区语委工作目标大多定位于居民能熟练使用的考核标准。另外，现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相对适应接受过全日制学校教育的群体，而移民群体在掌握了不标准的中介语而不影响日常沟通交流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不断进行强制性的过级考核，个人语言能力会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增长。另外，我国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形成了许多政策性、法律性制度，语言知识服务需要帮助移民解释这些语言文字材料，增强移民的政策知晓度、参与度。还要对移民需要的语言知识以及查阅工具书、将语言材料数字化等提供有效服务。

 （二）语言教育类培训服务

语言教育类培训服务，从形式来看，包括全日制学校教育与业余语言类培训；从教育培训内容看，主要是以获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为主，兼或有其他语种培训。这两种形式的服务都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民获得语言相关能力最重要的途径，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参与公共活动的能力或社交能力，拓宽其社会融入渠道。有学者指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尤其是青壮年的通用语言能力，有利于个体实现收入水平及就业机会的提升，有利于贫困地区产业优化及创新创业的发展；短期内提高就业可能性和劳动技能，长期来看又能助力精神扶贫，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有助于根本性脱贫致富。[13]目前针对三岩居民搬迁后开展的培训，以业余时间的普通话培训为主，但培训内容均未满足其语言服务需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政府针对整体搬迁移民举办的免费普通话培训或职业培训，忽略了移民现有语言水平和语言需求，没有关注到培训内容的梯度性和语言能力的有效发展性，移民们的参与积极性低，资源浪费严重。其他由于原住地资源限制选择自主搬迁的移民，只能通过自学方式学得普通话，基本没有获得教育培训资源的机会，学习效率低，效果也差。不仅如此，因为缺乏语言融入能力，移民们的文化生活较为单调，除了看电视、打台球、玩扑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在社会治安方面存在隐患。由此看出，移民教育培训较之其他类型人群难度更大，他们学习的功利性更强，主观能动性更差，所以针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群体的语言服务首先需要基于移民年龄、职业和发展需求开展摸底调查，建立工作对象分类清单，以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要内容，将学校语言教育教学与各类事业单位培训辅导相结合，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将语言技能培训与生活工作场景实践训练相结合，充分保证搬迁后辖区所有涉及就业搬迁、劳动保障、教育教学部门为保证移民合理、有效地得到语言服务而做出对语言资源有效配置的规划规范。国家通用语学习和能力提升为包括易地搬迁扶贫在内的多种产业扶贫措施的传达和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14]只有给移民提供恰当有效的语言教育类培训服务，才有助于帮扶他们充分就业，使其走出“自我边缘化”状态，建立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从而摆脱原住地文化的心理慰藉，防止陷入发展贫困陷阱，阻断代际贫困。

（三）语言经济服务

语言服务的繁荣和发展，一方面发挥了语言服务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创造了相当的经济价值。[15]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以提高经济收益为目标的语言服务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结合当地经济文化和移民特点，当地政府所提供的语言经济服务也将会有对内和对外经济语言服务两部分内容。对内语言经济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服务内容是可以提高服务对象经济收入的语言内容。相比语言教育培训服务，语言经济服务更加专业化和进阶化，是在服务对象语言能力基本达标基础上的语言升级，比如职业语言能力培养和获取、多语言能力的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本处理能力、语言文化类资源研究能力、特殊应急语言沟通能力、跨境语言交流能力、特殊人群语言护理能力等。对外语言经济服务对象主要是商旅或投资人群，创设符合当地特色的诸如“民族体验游”等乡村旅游项目、发展地方语言特色产业、在地方戏剧文化、特产、形象宣传中融入语言元素，增强民族文化感染力，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外向型语言经济服务也会增强通用语言交流互动、提升移民的语言自信。

（四）语言技术服务

语言技术服务是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而推进到民族地区的产物，凡是带操作性的、工程技术性语言应用和语言加工处理方法手段，都可以视为语言技术。[16]目前，民族地区生活发展都已经随之发生了改变。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说，城镇乡村产业结构及其运营模式逐渐加入信息技术元素，移民需要使用机器语言进行协作沟通，很多工作场所机器设备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因此，就业服务部门需要转换思路，不仅要从传统就业角度去提供机会，还要考虑结合移民后期工作发展空间，为他们提供具有语言技术操作的服务内容，增强其语言技术储备和应用能力。从政府宏观决策和管理角度来说，社会公共事务处理和参与已处于“互联网+政务”推进时代，政府在推进电子政务管理的同时加强城市语言服务体系建构，成立专门的语言服务技术管理和研究部门开发语言技术、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网络技术，使移民从“信息边缘人”尽快转变为“信息受益人”。从个人体验和适用性来说，生活、工作数字化既然已经无法改变，主动调适并学习利用语言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三岩移民基本都是错过语言关键期、学习和认知能力都已下降的成年人群体，常规性语言教育培训从内容到形式不能满足个人语言发展需求，其学习内容规划与需求更加多元，学习延展性需求突出。语言技术服务可以帮助易地搬迁居民借助智能语言学习软件，选择合适的学习形式，借助语言转换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将学习成果运用到现实社会中，从而实现交际自由。语言技术服务的重点在于开发符合本地特点的技术产品，而难点在于如何将语言技术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地应用于移民的工作和生活。

（五）语言文化资源开发服务

随着少数民族文化的整合和现代化的发展走向，民族文化艺术必然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利用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展示及推广活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一个包含推广和保护双重内容的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因此语言文化资源开发服务大有前景。各类语言服务的核心是语言，将语言与文化资源充分结合，打造语言文化资源，在语言产品开发中将少数民族独特的音乐、美术、雕塑、建筑、餐饮文化元素进行挖掘和传播，结合新媒体渠道，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众文化传播平台，使大众不仅是“走马观花”式地观赏，还要真正地倾听和品鉴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长影像、短视频、舞台剧、宣传片等语言产品的推广，形成文化资源的市场化、产业化，实现语言收益。另外，通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产品的资源开发，比如编写双语教材、制作适合不同层次移民的微课或者音视频资料、布设城镇建设安置社区的语言景观、结合本地元素开展语言类活动，营造适宜的当地语言学习使用氛围。此外，原住地的文化资源随着人员流动逐渐式微，如何对这些资源予以保护开发，也应提上日程。如三岩地区居民在原康巴文化和移民历史结合中形成的丧葬、服饰、饮食、岩画等特色文化资源，西藏门巴族、珞巴族语言宝贵的材料价值与重要的文化载体，西藏濒危历史档案等，都需要通过相应的语言服务对其进行调查、保护。少数民族特色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抢救对于保持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文化多样性也能够为语言文化经济的开发提供必要条件。

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而实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发展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国家政策赋予的移民身份虽然在移民扶持期满后即可消除，然而由移民身份引发的次生效应在社会层面短时间内却难以消弭，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人力资本增强是搬迁后实现移民真正“落地生根”的决定性因素。语言虽然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性的，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和作用机制加以扩展，但是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17]因此，语言服务虽然常常与其他服务相伴而行，若能结合地区发展特点、移民需求实际确定多样化语言服务内容，为易地搬迁群体提供公益性服务以实现其身心的再社会化，对于重塑易地搬迁群体的语言能力进而帮助其适应新生活、获得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原文刊登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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